十年前一個看似平凡的周三，上海張江的一間公寓里挨挨擠擠、人頭攢動。

這本該是一場小型、輕松的親友聚會。 但在這一天，更多從未參與過聚會的人特地趕過來。 大部分人的表情里都藏不住悲傷和震驚，有人開始竊竊私語，他們都只關心一個話題： 張汝京，中芯國際的創始人、CEO，是否真的引咎辭職，離開這個他一手創辦、耕耘了近10年的公司。

這是2009年11月11日，初冬，上海的寒意已經起來了。

前一天早上，中芯國際同時宣布了兩項重大消息： 其一，與臺積電長達6年的糾紛訴訟落幕，雙方達成和解； 其二，伴隨著和解，中芯國際CEO、執行董事張汝京辭職，曾任華虹集團CEO的王寧國接任。

作為張汝京的老部下，季明華記得當天便接到張汝京的電話，告知其卸任的消息。 在電話里，老上級對他說，公司出了事、官司輸了，自己必須負責，董事會將會找到其他負責人來接替工作。 除此之外，張汝京未有任何抱怨、悲傷之語。

與往常一樣，張汝京走到聚會人群中，情緒平靜。 他再次表示會“對事情負責”，并對在場的人強調，“不要認為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敗，不要被打趴下”。 他祝愿所有留在和離開中芯國際的朋友們勇敢向前走，因為“人生總是要不斷的努力”，他歡迎朋友們此后繼續來家中聚會，一如既往，直到他離開張江。

如后續許多媒體報道的那樣，在這一日以及此后的數月中，能夠與張汝京聯系的人，都會回憶起他這段時間的平靜——即使有人感受到了他隱隱的悲痛。

那一年，張汝京61歲。 正如他在演講中所說，他的人生還要不斷前行。

三次離開

許多人說，張汝京的一生是“三起三落”。 因為在1999年到2017年之間，他曾三次離開自己創辦的企業，重新開始。 不過，在他自己的認知中，只有離開中芯國際才是人生中唯一一次“落”，因為是“被迫離開”。

第一次離開，他是自愿的。 1997年，張汝京申請從工作了20年的德州儀器提前退休，從美國回到中國臺灣后，創立了當地第三家晶圓代工廠——世大半導體（下簡稱“世大”）。 受到他的邀約，此前就已相識的季明華也離開了原本就職的一家新加坡公司，加入了世大。

那是一次相當成功的創業，僅僅三年，世大的產能就已超過了當時行業老大臺積電的三分之一，彼時臺積電已經發展了13年。

隨后不久，“臺積電并購世大”事件起了苗頭。 在一些江湖傳說中，臺積電創始人、董事長張忠謀與世大大股東密謀，趁張汝京不備對世大發起收購，并從此引起二人長達十余年的“不和”。

“都是謠言。 ”張汝京很無奈，盡管他無數次對此辟謠，“陰謀論”仍然流傳了20年，至今不絕。 事實上，張忠謀曾任德州儀器資深副總裁，是張汝京的“老領導”，在臺積電對世大的并購過程中，張汝京全程參加了討論。 “他提出了非常不錯的價格，問我是否愿意，我說愿意，他就很高興。 ”

世大的員工們也很高興。 “才成立三年，臺積電和聯電都爭著要買，我們覺得還蠻光榮的，”季明華笑道，更何況，臺積電給出的價格是“原來股價的8.5倍”，“我們都很贊成，覺得退休金也有著落了。 ”季明華也由此進入臺積電工作，雖然5年后，他再次追隨張汝京到了上海。

到大陸建廠一直是張汝京的心愿，此次出售后，他如愿北上。

2000年，張汝京在上海創立集成電路芯片代工企業中芯國際，大約有300多名半導體工程師隨其北上，其中不少是他在德州儀器和世大時的舊部。 一時間，張汝京甚至帶動了臺灣半導體工程師前往大陸工作的潮流。

而嚴大生也是在此時加入了張汝京的團隊。 在這之前，嚴大生曾供職于排名全球第五的外包封測廠力成科技，為張汝京的世大團隊提供了封測服務。

按當時的行業慣例，封測環節會使用半導體測試設備廠商愛德萬的封測方案，但張汝京想節省成本，于是與力成科技共同調試改進，最終用自研方案解決了問題。 “當年的行業中，能夠突破原本工作程序、勇于創新的老板很少，張博（張汝京）很不一樣，能讓人看到工作的希望。 ”這件事情一直被嚴大生記在心里，也成為他此后始終愿意跟張汝京一同工作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嚴大生還提到了張汝京另一個有感染力的地方——細心。 幾乎每個與張汝京共事過的人都會提起這一點，“每次在電梯里遇到，他都能叫出我的名字，公司里成百上千的人，他可以記住幾乎每個人，”羅仕洲回憶說，當年，他也隨張汝京一同北上，“正是這樣的細心，拉住了人的心”。

除了人心，還有實力。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芯國際就將半導體工藝制程的水平從落后世界頂尖水平四代提升至僅差一代，而且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多個地區建廠，帶動了當地芯片產業發展。 迄今為止，它仍是中國最大的、制程最先進的晶圓代工廠。

但當時的急速發展，也給公司埋下了隱患。 2003年到2006年，臺積電先后兩次起訴中芯國際，理由直指張汝京的臺灣團隊，認為他們侵犯臺積電的技術專利及竊取商業機密。 盡管在季明華和許多老部下看來，“真正犯錯的是下面幾個工程師，他們真的是在抄襲”，但這件事情的影響波及了整個公司。

張汝京曾試圖挽救局面，在北京高院和美國加州對臺積電提起反訴，但最終無果。 2009年初冬，美國法院判處中芯國際敗訴，4天后，張汝京、中芯國際董事長江上舟和律師團飛往香港，與臺積電緊急談判。

最終的和解協議除了中芯國際賠償2億美元現金及10%股權，張汝京還被告知，臺積電提出的另一個條件是： 讓張汝京離開中芯國際。

離開中芯國際后的三次建廠

那是一場平靜且快速的告別，從敗訴到公布離職，僅僅7天。

張汝京簽署了離職文件，同時，他也簽署了一份競業協議： 從2010年起算，三年之內，他不得再從事芯片相關的工作。 這對于一位已經61歲的老工程師來說，似乎是宣告了事業終止。 當時有消息透露，他或許會從事一些慈善或教育類工作，印證了許多企業家退休后的慣常路徑。

但人們想錯了。

簽署競業協議時，張汝京得知，在相關行業中，自己被允許從事的領域為LED和太陽能。 他轉身即開始籌建新的工廠，為LED產品生產變換光譜、轉換電壓等功能芯片。 至今，這個規模不大的LED廠仍被他帶在身邊，從上海搬到了青島。

告別中芯國際后，張汝京的生活模式并未發生轉變，在2010年之后的9年中，他的生活被分為三個階段： 2010年創立LED廠； 2014年在上海臨港開建大硅片制造工廠新昇半導體（下簡稱“新昇”）； 2018年轉戰青島黃島區，創立國內第一家CIDM模式(CommuneIDM，即共享式IDM）的半導體公司芯恩半導體（下簡稱“芯恩”）。

“建廠”一詞，高度濃縮了張汝京的一生，他在業內素有“建廠高手”之譽，無論何時何地，他總是有能力以有限的資金和時間，建設出最具規模、員工素質最統一的芯片工廠。 從1990年起，他帶領團隊先后在中國臺灣、意大利、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各地參與管理和建廠，每處停留2、3年，待工廠步入正軌便離開，走向下一個“建廠循環”。 他甚至積累了對各國工人的不同認知： 日本工人努力守規矩，新加坡人肯打拼，意大利工人不容易管理但很聰明。

“Richard（張汝京）建廠有自己的方法，”羅仕洲介紹說，“如同師傅帶徒弟，張汝京會手把手帶新員工，他很強調實際操作。 ”例如此前較歐洲工廠有較大差距的日本團隊，在經過張汝京親自培訓、帶領后，如今兩者已成為“合格率很相近的工廠”。

對于自己的員工，張汝京更看重的是個人做事踏實的品質，而他自己也從來沒有領導架子。 許多人都談到，與張汝京一同工作時的氣氛總是“像一個大家庭”。 這也成為不少“老部下”愿意一直跟隨他的原因。

在過往數十年中，許多曾與他共事過的工程師，都在不同時間反復加入他的新公司，成為新員工的“老師傅”。 “老同事在陸續歸隊。 ”張汝京細數，芯恩成立以來，已有近百人“歸隊”，而芯恩目前總員工數400余人。

談起工作，張汝京總習慣以“我們團隊”來做開頭。 這個“團隊”在其帶領下已融合了高度相似的價值觀和做事邏輯，例如，芯恩目前已經完成了兩輪共計150億元融資，不是一筆小數目，但季明華強調說，要用這筆錢做出類似“別人200、300億才能建好的工廠”，“節儉和提高效率”已經深入了每一個人的腦海。

而這恰好也是是張汝京的特色。 在中芯國際時，他就曾“逆周期投資”，趁半導體產業低潮期購入高性價比設備； 芯恩開建后，沿襲該模式，張汝京購入了大量二手設備。

“假設新設備要100塊錢，別人維修好的二手設備買回來只要大概60、70塊，”張汝京一筆筆分析，“我們買沒維修過的二手設備只要20塊，算上零件和人工費，一共約30塊錢。 不僅價格便宜，而且老師傅帶徒弟維修，又增強了員工對設備的熟悉程度。 ”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當時用來裝運二手設備的木質集裝箱也沒被浪費，經過師傅們巧手“改造”后，這些集裝箱如今已成為臨時工廠中的工作臺、鞋架、置物臺和前臺等。 “有人蓋工廠，規模不到我們的一半，花費是我們的八成，效果還沒我們好。 ”張汝京舉例說，有些工廠喜歡“新潮的設備”，例如選擇可旋轉的攝像頭，價格是普通監控相機的四倍，但在旋轉時仍有死角，“我們裝兩個不可旋轉的，挨在一起，價格只要一半，還沒有死角。 ”

在張汝京的助理汪晏眼中，張汝京的一切都奉獻給了工作。 他不僅在建廠上追求高性價比，生活上也對物質毫無追求，“出差坐經濟艙，酒店干凈就行，午飯常常是一碗青菜一碗飯”。 汪晏從2016年起擔任張汝京的助理，從新昇到芯恩，對老板的“工作狂精神”深有感觸。

（來源：華爾街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