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好表示，我們民營經濟發展需要一些基本的條件，首先是陽光，第二，空氣，各個地方政府、中央部門出臺了措施、辦法來支持，這是空氣。第三，土壤，我們 13 億人，老百姓的肯定、支持、幫助和消費升級帶來巨大的市場。

2018 年 11 月 13 日 -14 日，由財經雜志主辦的 “ 《財經》年會 2019 ：預測與戰略 ” 在北京舉行。 新希望 集團董事長 劉永好 在 “ 民營企業的挑戰與未來 ” 環節中發表了主題演講。

劉永 好表示，我們民營經濟發展需要一些基本的條件，首先是陽光，這次一系列的講話，我們認為是撥云見日。第二，空氣，各個地方政府、中央部門出臺了措施、辦法來支持，這是空氣，沒有這個空氣是不可能的。第三，土壤，我們 13 億人， 老百姓 的肯定、支持、幫助和消費升級帶來巨大的市場，這是土壤。當有了陽光、空氣和土壤的時候，最后做得怎么樣？還得靠我們企業自身的勤奮、努力、轉型和升級。

劉永好還強調，我們也希望川商總會的會員要抓住這樣的歷史機遇期，為在新格局下、新一輪的發展中樹立信心，克服困難，爭取走得更好。

以下為演講實錄，投資界編輯如下：

劉永好：各位企業家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這兒跟大家一塊聊一聊關于民營企業的話題，最近確實民營企業話題比較多，中央一系列的講話談到了兩個毫不動搖，談到了六項舉措，談到了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大門還必須進一步的打開，越來越開，絕不會關等等。這些都給廣大的民營企業家很大的鼓勵。確實過去一段時間，民營企業家有很多憂慮的，我作為一個民營企業的從業者，作為一個在民營領域干了 36 年的一個企業家，我想結合我自己的一些體會，談談改革開放 40 年，一代民營企業的成長、進步和困惑、問題。

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不久，我和我的幾個兄弟剛好大學畢業，我們選了一個非常好的時機出生了，生在紅旗下，我是 1951 年出生的，解放不久就出生了，長在新社會，這是以前的說法，更重要的是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剛好是大學畢業了，能夠做一點事兒，我們幾個兄弟開始了我們的創業。我記得第一次 1980 年的時候，我們是無線電發燒友，我們幾個兄弟裝收音機、電視機、電子管電視機， 30 幾個電子管，比這個柜子還要大，那么小一個示波管來做顯示器，我們居然把它裝出來了，確實很早，有人說四川第一臺個人裝的電視管電視機，以至于到我們家來看，全縣不說轟動，確實非常有影響，我們就是這樣的無線電的發燒友。

我畢業以后分配在中專學校當老師，我裝了一個音響，花錢不多，聲音很好，買不到，所以說很多老師同學讓我裝，我就裝了好幾臺，我們生產隊的隊長說，你必須給我裝一臺，我就幫他裝了一臺，覺得非常好，他就給我提建議，他說那么好的東西，我們生產隊大概幾十個小伙子，打過去打過來，一年賺不了多少錢，賺一兩千塊錢，他說你這個音響成本才幾塊錢，拿去賣十幾塊錢，一點問題沒有。他說要是你在我們生產隊來做，不是能夠賺不少錢嗎？當幾百個小伙子打草繩，他建議我們辦一個工廠，我說好啊，我說沒錢，不說我們把草繩機賣了，一萬塊錢，那個時候很多的，沒有地方，我們打草繩，庫房騰出來用行不行？我說那兒沒電，同時交通也不通，那個地方要到生產隊庫房里面去的話，有很多地方是田坎路，很多地方自行車過不了，要走過去的。后邊我們克服了困難，沒有電，我們用電瓶，沒有路，我們走過去，小伙子不懂，我們教他，居然我們裝出了一臺樣機，小伙子們很高興，生產隊長很高興，正準備批量生產，有很多人要，都是一些老師和同學。結果生產隊后邊一想，不行，這個事兒還得請示一下公社書記，結果到了公社那兒，公社書記一聽，說什么？你們生產隊要跟個人做音響，這個個人是誰呀？就說是我們幾個兄弟，他說不行。沒辦法，我們只好把音響作為校辦工廠實習的產品，居然得了四川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假如說那個時候開始做企業，或許有幾個企業，第一，以后中央的研究動不動個體戶的時候，就不是動不動傻子（瓜子）的問題了，是動不動劉氏音響的問題了。第二，到今天可能那些做電腦的做電視的，至少我們比他們早好多年，或許我們做得比他大、比他好，有可能的，這是第一件事兒。

第二件事兒，又過了兩年，到 1982 年，那個時候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了，農村可以搞專業戶了，我們幾兄弟沒死心，音響不讓搞，我們做什么呢？我們幾個兄弟商量農村可以做，我們到農村去，農村做什么呢？農村只能做蔬菜、水果、養雞、養鴨、養豬，后邊我們找到縣委書記，我說我們下鄉去當專業戶去，我們把我們學的科學技術帶到農村去，幫助農民提高技術的能力和水平，縣委書記一聽說好啊，專業戶、科技興農，你們去，我支持你們，但是有一個條件，你們要幫助十個專業戶的發展，我們領著這樣的任務到農村去養雞、養豬、養鵪鶉、種蔬菜，這一搞就搞到了今天 36 個年頭。

第三件事兒，我們在農村通過養鵪鶉，一養養了個世界第一，確實賺了一些錢，這個鵪鶉始終是小產業，不可能做得特別大，我們發現養豬是個大事兒，四川養豬第一大省，中國人喜歡吃豬肉。于是我們就開始搞豬飼料，搞豬飼料當時正大來了，我們在市場上跟正大競爭，那個時候還是雙軌制，中國有一批飼料廠，至少有幾家，多數都是糧食局辦的，我們跟他們競爭，難啊，因為他是國家投資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有糧票，買的玉米、黃豆，這些是有票的，便宜好多，我們沒有票，在自由市場去采購，這個價格雙軌制高很多，高兩倍、三倍，我怎么競爭啊？于是乎，我們想了一個辦法，我們養鵪鶉，把鵪鶉蛋拿去換雞蛋，雞蛋賣了以后，憑雞蛋票，去糧食局買飼料糧，我們這樣搞起來了。我們就這樣折騰了一下，總算小批量買到了一定的計劃內的糧食，再買一部分市場的糧食，高價和中價搭配，由于我們的質量好，仍然受歡迎，那個時候只要你敢做，想做，一定能做得好。居然我們很快就超過了當地的線上的飼料廠，成都市的飼料廠，四川省的飼料廠，成為當地最大的企業，我們在飼料行業紅紅火火的干下去了。干到 1989 年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一千多萬的銷售，大概有好幾百員工，在中國、在四川肯定是第一位了，在全國有可能也是地區第一位，不但是飼料界第一位，有可能是民營企業第一位。

我們就興高采烈，雄赳赳，氣昂昂邁步擴展的時候突然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媒體報道有爭論，到處都說我們搞資本主義，事情沒辦法做了，甚至經常給我們停電，我們買發動機，也沒有，買油也不行，實在沒辦法辦了，我們就找到公社縣委書記。縣委書記想了半天，他說，當時我是支持你們下海的，搞專業戶嘛，他說現在不好說，不過我還沒有接到正式的文件，在沒有接到正式文件，收你的工廠的時候，我暫時不收你的，不過你回去悄悄的不要聲張，讓我回去悄悄的，我就說悄悄的干吧。

結果我們又折騰了一年多、兩年，到 1992 年突然一天看到光明日報《東方風來滿眼春》，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們太高興了，幾個兄弟拿著報紙連夜學習，組織討論，弄到晚上三點鐘，那個時候光明日報不好買，找不到，我們也沒訂，有人告訴我們，縣政府辦公室有，我們到縣政府辦公室托熟人找到一張報紙，我們一直在學習。 1992 年以后，中國改革開放到了一個新的格局，發展是硬道理，我們乘勝前進， 1993 年我們開始在全國布局，通過新建、通過收購、通過兼并，到 1994 年的時候我們在全國有 30 多家工廠，組建了中國第一家私營企業集團。 1995 年的時候，國家工商局第一次評選中國私營企業 500 強，就評過那次，以后再沒評了，把我們評過中國私營企業 500 強的第一位。我們從做飼料，從成都做到了全省、做到了全國，后邊我們做到了全球，現在在全球 30 多個國家有好幾十個加工廠，在全球有幾百家工廠，成為中國最大的飼料和生產企業，以后我們開始做食品、做養殖，養豬、養雞、養鴨、食品加工，我們的雞、鴨、養殖和屠宰、加工現在在中國也做到名列前茅，每年有十多億只。

在這個領域，我們腳踏實地的去干，到今年上半年早些時候，去年下半年的時候確實又感到一些困難，這個困難是什么呢？原料價格上漲，用工成本上漲了，環保壓力增大了，社保開支增大了，但是我們的最終產品沒漲價，為什么沒漲價呢？市場過剩了，你一降，你一漲，人家不漲，你就死路一條，你不漲，人家不漲，那么我們所有的這些企業都不賺錢，問題就在這兒了，市場變了，以前叫做供需是平衡的或者是叫做銷大于供，現在供大于銷，我們這個行業是充分競爭的，原來各個地方都是國有企業，最開始的時候，現在國有的飼料企業幾乎沒有了，全國有人說只有三家、五家，民營的有幾千家， 99% 都是民營的或者外企的，在充分競爭的格局下，當然我們不敢漲，不單單飼料，我發現我們做紡織的、做汽車的、做電子的、做電視的，幾乎所有產品、產業都過剩了，都不漲價，利潤率都低，不是我一個人叫困難，一家企業叫困難，實體經濟的民營企業都在叫困難，因為剛才講的這些成本剛性增長，這是所有企業都有的，而市場競爭的原因過剩了，多數企業都是這樣的。

今年比較好過的是什么呢？是鋼鐵企業好過，是重化工企業好過，以前過剩的，國家調控以后，價格漲了，鋼鐵從 4000 多降到了 2000 多，我有些朋友做鋼鐵的，虧了好幾年，說一斤鋼材才一塊多錢，跟白菜一個價，那當然虧的，現在高興了，因為從 2000 多又漲到了 4000 多。所以說我們現在的供給側結構改革取得階段性重大的成就，有人是這樣講的，去表現為我們的這些供給側，這些大型的企業，這些鋼鐵、化工、水泥、電解鋁、有色，價格大幅的增長，因為供給側改革取得了成就。所以說價格上漲了，他們的利潤都很高了，我記得中鋁集團連續虧損了好幾年，多的時候虧一百多億、兩百多億，現在賺錢了，去年、今年都賺錢了，因為鋁價漲了，為什么漲了？不是生產少了，是調控把一些該關的關了，不準生產了，所以價格上漲。

當然，我們的一些大型企業重化工產品或者基礎原料產品的企業，得益于供給側改革，價格上來了，他們賺錢了，今年上半年國有企業的效益是過去這十來年最好的，賺錢是最多的。所以說媒體有說法，你看看國有企業是一定做得好的，你看看今年形勢不夠好，但是他們賺錢那么多，我們也承認，他們做得好，賺錢了。但是我們再看一看整個市場的中游、下游呢，多數民營企業、多數實體企業感覺困難大、壓力大，因為你的鋼材漲價了，鋼材造出來的汽車沒漲價呀，汽車在降，摩托車沒漲，自行車沒漲，你的機器設備沒漲，電飯煲、電視機都沒漲，還在降，這就是說誰消化了這個成本呢？以前說靠規模，規模在做，已經過剩了，虧損的更多，也不靠規模了。所以說我們這些廣大的實體民營企業壓力很大。

在這個時候國家提出了一些政策，本身是挺好的，叫做三個大政策，防金融風險，金融風險確實該防，過去這幾年金融行業有些野蠻成長，各種通道、各種管道，現金貸、 P2P ，那個時候信托牌照價格多高啊，只要有信托牌照就是掙錢的萬能鑰匙，都賺錢，所以國家下大力氣在整治，降通道、砍負債、降杠桿，大家都覺得很對，一段時間內，監管部門在很短的時間內，陸續出臺了好多政策，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人民銀行方方面面都在出政策，有一段時間大概每一個月要出十幾份、二十幾份甚至三十幾份不同的文件，都是在去杠桿。從國家金融安全的角度這樣做，對不對？對，但是問題就慢慢來了，我記得 6 月份的時候，這個問題到了一個臨界點了，很多民營企業都感覺到有壓力。

我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作為川商總會的會長，又作為全國工商聯最早的一個副主席，所以說我還有這樣的一個情懷，又作為政協委員，到處去做一些調研，我去做調研發現，多數民營企業壓力特別大，特別是中小微民營企業壓力最大的是什么呢？他們說的很直白，以前小微企業貸款難，好不容易政府支持，銀行開恩，給我們貸來一部分，但不夠。比方說，我要貸 100 萬，我要用 100 萬，銀行好說歹說給 50 萬，利率上浮一些，可以，再多不可能了，剩下一半怎么辦呢？通過信托、通過資管渠道，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拿的錢，這些渠道拿的錢通常都貴，大概 12% 、 11% 、 10% ， 10% 到 12% 之間，不管 10% 也好、 12% 也好，把國家拿到 6% 的中間一平衡，總共 18 除以 2 是 9 ， 9 的利率可以接受，問題是去杠桿以后，各個通道都沒了，銀行這 50% 還給你收一點，就只有 40% 了， 60% 就沒著落了，沒著落了，各個通道都管了，信托沒了、資管計劃沒了、 P2P 沒了、現金貸沒了，這些都沒了，新的東西又沒接上，很多民營企業壓力就大了，還的多，來的少，現金流為負數，而沒有現金流生意怎么做呢，壓力特別大。

關鍵的時候，我們中央統戰部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我們劉部長和徐洛江工商聯的黨組書記，找了幾個企業家座談，當前民營企業有什么困難、有什么問題、有什么意見要反映的，我就講了一通，我說確實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好，去杠桿降風險對，但是是不是太猛了一點，有些政策的出臺是不是多征求一下相關當事人的意見，不知道征求過工商聯沒有？征求過行業協會沒有？征求過主要的民營企業家的意見沒有？我說這樣的話，現在多數實體產業的民營企業家壓力比較大，希望在這個關鍵時候能夠給一些支持，這是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那個時候剛剛頒布，我們的社保要交給稅務來收，并且有所下降，大家一開始都覺得很高興，后邊一想，問題大了，某個地方搞試點，問題很大，因為以前社保是各個地方政府收的，各個地方政府為了支持企業的發展，往往都讓利，社保的基數繳納標準按照比較低的基數來收的，對于優勢發展的企業往往收的不夠多，沒有那么硬，后邊我看了材料，全國平均收了 25% 左右，社保交了 25% 左右。某些地方搞試點，他要求全收，應收盡收，百分之百的收，從 25% 變到百分之百，增加 75% 了，以前沒交完，給我補，有的說補 3 年、有的說補 5 年，究竟 3 年、 5 年、 10 年，這一交、這一補，不把企業弄垮才怪，壓力特別大。當時我們在匯報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些領導同志不太清楚，確實不怪人家，原來地方政府收，現在都是稅務收，沒有什么大變化嘛，而且還適當的減少一些，但是實質就在這兒，地方政府是軟性的，是扶持性的，有些地方沒收，沒交夠或者低收，多數地方政府都是這樣的常態。而稅務局收，他是按稅務的標準來執行是剛性的，這一剛一柔，很多企業壓力就大了。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企業家就有擔心，日子比較難過，這個企業運營出現一些困難，這里邊也不是絕對的，有些企業，比方說鋼鐵行業、水泥行業、電解鋁行業，有國有也有民營，而民營這部分日子特別好過，我有好幾個朋友做鋼鐵的，說日子特別好過，今年賺了不少錢，有的說今年賺幾十億，有的說今年賺一百億，他說過去一年虧十幾個億，幾十個億，好幾年了，他們很高興，有的很高興，有的壓力比較大，但是多數中后端的產業壓力很大。在全國工商聯的座談會上，我做過發言，就談這件事兒，比今天談的更直接一些、更具體一些、更到位一些，因為今天的時間關系，我沒有說的那么多。后來中財辦又組織一期座談，也請了幾個企業家，那次請了六個企業家，都是行業里面有代表性的，中財辦又組織幾個企業家座談，類似的情況我們也有講一講。

從 6 月份以后， 6 月中下旬非常高興的是，我們這些意見也好、建議也好，反映的問題也好，逐步的得到了體現，關于社保的問題，國家出臺政策了，第一，絕對不準強制補交以前的，以前的沒有交，現在不能補交，其實這個政策救了不少企業，否則一補的話，不補死好多啊。第二，給稅務部門交的時候，原則上不要增加企業的負擔，跟往年相比，這又是一個政策。第三，國家要研究稅收新的征管措施、辦法和一些標準，要適度的降低社保和降低稅收。這幾個政策相繼出來了，更高興的是看到，人民銀行、財政部、銀保監會、證監會都出臺政策了，非常快，要從穩健的貨幣政策變成積極的貨幣政策，要穩增長，穩民企、穩發展。從那個時候開始，政策就做了一些調整，各個金融機構也凍結了，我很高興的是，中國 工商銀行 董事長和工商銀行邀請了一批 100 個民營企業家給予直接的總行的協議，總行授信，以前工商銀行不得了，世界第一大行，以前拿到工商銀行授信的，只有國企、央企，沒有民營企業，易董事長講了，不但服務國企、央企，還要服務民企， 100 家民營企業簽訂授信，并且也提出債轉股，不但給國有企業債轉股，給民營企業也可以債轉股。不但工商銀行，工農中建、股份制銀行都紛紛的有所動作，來支持民營企業。我也注意到，在這樣的大格局下有些變化，但是這些變化才剛剛開始，很多企業都還沒有享受到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回顧了一下，過去我從業 36 年，我們按第一次算的話，已經第 38 個年頭了，剛好和國家改革開放時機同步，我就講我們民營企業是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參與者和積極的推動者，但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不可能有民營企業，也不可能有我們集團的今天。今天我們國家提出了將毫不動搖的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和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格局、大策略、大政策，我覺得非常得好，而且最近我也看見，不管是財政部，各個部委金融監管機構和各個省都在出臺政策文件。山東、四川、上海、廣州、廣東、浙江、重慶，好多個省都動起來了，中央動起來了，各個省動起來了，各個市地縣也動起來了，要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

我們民營經濟發展需要一些基本的條件，首先是陽光，這次一系列的講話，我們認為是撥云見日。第二，空氣，各個地方政府、中央部門出臺了措施、辦法來支持，這是空氣，沒有這個空氣是不可能的。第三，土壤，我們 13 億人，老百姓的肯定、支持、幫助和消費升級帶來巨大的市場，這是土壤。當有了陽光、空氣和土壤的時候，最后做得怎么樣？還得靠我們企業自身的勤奮、努力、轉型和升級，在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新的格局下繼續轉型升級，推動企業自身的發展。同時我們也希望川商總會的會員要抓住這樣的歷史機遇期，為在新格局下、新一輪的發展中樹立信心，克服困難，爭取走得更好。

 （來源：投資界）